兩種民主

一、新瓶舊酒

昨天的必登稿是《海闊天空好揚帆——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紀實》，今天是《回應人民新期待——中共十八大熱點前瞻》。

在五大門戶今晨以此更新十八大專題頭條之前，各地報章已經在昨晚對此稿進行了一番梳理。新華社在江蘇主辦的現代快報最地道，以頭版頭條大標題一一列出五大新期待，即「產生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繪制新藍圖，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對『深水區』改革作出部署，凝聚力量攻堅克難」、「促進社會公平，加快解決民生領域突出問題」和「加強黨的自身建設，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南方都市報封面大紅雙排標題提煉最大熱點為「選出中央新班子，回應人民新期待」；華西都市報和瀟湘晨報分別突顯其「對『深水區』改革作出部署」、「凝聚改革共識新起點」之願。

至於新華每日電訊以及北京日報、解放日報這樣的機關報，更需加配一篇同樣來自新華社的《高舉偉大旗幟 奔向美好未來——黨的十八大獻詞》。人民日報無須時時跟隨新華社舞步，歌聲反而更加高亢，除了刊出《轉變，現代化歷程的關鍵性突破》下篇，更有即時反饋《網友熱議任仲平文章，期待中國道路的新跨越》。

在這樣的示範作用下，新浪搜狐網易騰訊就算再想火線直播美國大選各州實時票數統計，也要將其置於「十八大開幕式8日9時人民大會堂舉行」的通知下方。鳳凰網情急出招，把推薦開票地圖的標題放大到和頭條一樣，並列三個首頁專題《選擇的聲音：100人的美利堅》、《奧巴馬：政績參半，連任仍懸》、《美國大選：新瓶還是裝舊酒》，再加微博賬號吆喝關註。

以封面報道《巨大懸念今天揭曉，各國關註心態不同。世界議論美國新總統》聚焦，環球時報也不能錯過計票時間。除了用環球網推薦自家編委王文的美國觀察、司馬南「中美選舉形式迥異但本質相同」的判斷外，更發表社評《民粹潮沖擊世界，中國莫隨波逐流》，內外兼修：「美國大選上演了超級選票戰，再次把西方民主同爭奪選票做了形式上的綁定……選舉制度鼓勵了民粹主義，政黨和政治家們都逐漸成為民粹主義的俘虜……但西方對所有社會難題幾乎放任自流，政府幾乎放棄引領社會的責任，天天圍著選民的意見和選票轉，這必須引起中國社會的警惕。中國還有大量國家發展和民生問題有待解決，奮鬥精神切不可被不切實際的福利主義取代，中國對民權的把握一定要更加準確」。

而就在自由派知識分子藉由微博嘆息美中產生領導人的民主方式之大不同——「一個是選，一個是迎」時，人民日報海外版由葉小文帶來對毛澤東「民主的新路」之新時代解釋。這位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主動提及黃炎培當年「興浡亡忽」歷史周期率之說，嘆息許多發展中國家「主動或被動地充當西方民主制度『實驗品』的都有，結果政治動盪、經濟停滯、民不聊生」，強調「我們的民主之路，要有中國特色、中國創新」，思路有二：「在努力改進、逐步完善選舉民主的同時，將協商民主作為民主形式之一」。

二、虐童撤回

「民粹」或「民意」，眼前就有一個一波三折的例子。溫嶺日報官方微博賬號在前天子夜發出快訊，稱「顏艷紅因涉嫌尋釁滋事犯罪，溫嶺公安局於2012年10月25日立案並刑拘，29日提請溫嶺檢察院批準逮捕。檢察機關審查後認為該案需要補充偵查。期間，嫌疑人親屬又要求司法鑒定。溫嶺市公安局於2012年11月5日依法向檢察機關撤回案件，繼續偵查」。

這個消息雖因來得太晚而未能登上絕大多數都市報昨日版面，但卻給了評說者更多時間，並化作今晨媒體文字，紛紛認定警方撤案正是因為那個引發爭議的「尋釁滋事」罪名，例如新華社@新華視點就是在子夜微評中稱贊此事表明「程序正義正得更多尊重」。

錢江晚報沒有跟進報道，都市快報也僅以《檢察院退回警方逮捕虐童教師的申請》作簡短通報，所以，只能靠南方都市報代為詳述：「據顏艷紅另一名委托律師張維玉透露……目前對於以『尋釁滋事罪』追究顏艷紅，法律界存在著很大的爭議，溫嶺的檢察、公安部門為了慎重起見，選擇暫時先不批捕顏艷紅，『看得出來檢察院的顧慮情況，他們也挺猶豫的』。」。

承認「此舉讓不少人大失所望，擔心顏艷紅或將逃脫刑罰，認為這是縱容，甚至猜測顏家動用了關系」後，中國青年報也要通過《補充偵查顏艷紅虐童案的法治清醒》表達對檢察機關的支持。在這篇同日得到新華每日電訊刊登的文章中，作者王石川強調顏艷紅的行為顯然不符合「尋釁滋事」要件：「顏艷紅虐童固然可恨，但不能因此就欲對其千刀萬剮還不解恨，就要把一種並不合適的罪名安在她身上，畢竟法治社會不是憑民憤定罪。現實中，常聽到『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不嚴懲不足以解民恨』，對於一些普通民眾來說，缺乏足夠的法律素養，加之往往出於樸素的感情和單純的是非觀、好惡觀，確實容易沖動、情緒化。民眾情緒化無可厚非，而司法部門如果迎合民意，連失控的、明顯扭曲的民意也要迎合，就必然釀成冤案，法律的權威、尊嚴和穩定性也因此會受到傷害。」。

同樣在聲援的還有成都商報、齊魯晚報。前者以《浙江虐童幼師案撤回體現法治理性》重申「沒有程序正義，就沒有實質正義」的原則；後者發表《「暫不批捕」讓虐童案處理冷靜下來》，由評論員王昱樂強調，「倘以民憤左右司法程序，說白了就是一種以暴易暴的思維方式，與犯罪行為本身沒有什麼區別……溫嶺司法機關決定對顏艷紅暫不批捕，既是對前一段時間過熱情緒的降溫，也是對司法本意的回歸」。

重慶晨報更是決定值此為幼兒教師群體鳴冤。社評回憶顏艷紅虐童事件曝光後的群體性信任危機，重述那個「虐童事件曝光後，有爺爺奶奶對上幼兒園的孩子不放心，偷偷跑到幼兒園，藏在柵欄附近觀察孫子孫女在園內的情況，最多的一天跑去了五趟」的故事。而後，評論員王方傑勸慰為人父母者：「社會可以質疑幼兒園收費太貴，但也應看到國家對非義務教育投入的不足；可以質疑個別教師素質不高，但也應意識到這並非整個幼教隊伍的淪喪；可以質疑部分教師無證上崗，但也不妨換個角度想想，無證也許並不意味著『無知』、『無德』。」。

「口袋罪」——東方早報簡直可以炫耀自己的先見之明，因為這份上海報紙早在10月26日就已公開預測「恐怕這個罪名在之後的起訴、判決中都會有麻煩，所以，評論員沈彬今晨再借《虐童案應走出公憤回歸法律》一抒情懷：「『尋釁滋事罪』是個筐，筐里筐外的人都不好受。但在輿論的壓力之下，溫嶺檢方依然行使了憲法賦予檢察機關的獨立檢察權，沒有把顏某某計入某種『成本』中。這種堅持司法獨立的態度是值得稱道的」。



以前美國橄欖球明星辛普森「壞人」漏網為例，這篇獲鳳凰網頭條推薦的評論向讀者宣講「法治並不輕松，法治也不完美」：「類似的虐童行為、法律盲區被充分曝光，為完善立法，積聚了民意基礎。如果民意對虐童的懲罰意見高度一致，不排除繼「醉駕入刑」之後，虐童入刑的可能；這次關於虐童者是否構成犯罪的討論，無疑加深了社會成員對法治的全面認識：法治不完美，但沒有比法治更完美的治理方式。我們做的只能是不斷完善法治，而運動執法、輿論執法必然釀成悲劇」。

強調「公民有權監督，但不能越權審判」之餘，沈彬結尾處卻也筆鋒一轉，寫出一句：「在維護法治共識方面，媒體有更大的責任，不能抓住民間輿論個別措辭的不妥，上綱上線，生造出一個『暴民階層』；不能為了標新立異、嘩眾取寵而站在公眾情感的對立面，那是偽理性、真抬杠」。

這話想來是要說給王志安聽。這位央視「新聞調查」欄目記者有關顏艷紅虐童事件的節目迄今尚未播出，而他似乎已經從「真相潔癖」微博引發的千夫所指中走出。11月6日零時剛過，他先宣告「追求真相的道路沒有止境，跌倒了，我會爬起來，失敗了，我會重新再來。我不會回頭，亦不會氣餒」，然後轉發那則溫嶺日報子夜快訊，點評如下：「此案的是非公論，須經歷史的檢驗，大家一起關註」。

三、「雖遠必誅」。

湄公河案主犯糯康一審被判死刑和溫家寶野田擦肩而過不交談的現場畫面均得央視播出，讓一些主張中國外交需要強硬的人們欣慰。

前者引發新京報發表社評《「湄公河慘案」判決，讓正義得償》，贊揚「把司法保護延伸到境外中國公民之處，使他們也能感受到中國法律的尊嚴和力量」：「昆明中院宣判是一審，六名被告依法上訴，還將依法經歷二審，不管最終結果如何，都是在中國法律管轄下的司法審判活動。作為大國，在法律的框架下拓展保護境外公民的方式和力度，無疑會強化中國大國形象，受到國際上普遍的尊重。」。

環球時報是用《糯康等判死刑彰顯「雖遠必誅」》附和，而其《日媒遺憾中日首腦未「偶遇」》的報道更是得到新浪和鳳凰網同步推薦：「日本媒體說，以往日中交惡時，同在多邊場合的兩國領導人好歹曾用『駐足晤談』維持溝通，本屆峰會上中國總理溫家寶不僅與日本首相野田保持距離，連走過後者面前時都不打招呼」。

的確，那個中國總理走過、日本首相抿嘴的瞬間在昨天已經傳遍中國互聯網，並得到類似「野田亞歐峰會兩次被溫家寶無視」之類的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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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高的中國「人情債」

按：經濟學對於家庭生活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經濟也曾有管理家庭事務之意；不過相關優質分析在中文領域仍屬稀缺，尤其是和傳統息息相關的「人情往來」。本次FT中文網邀請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CHFS)甘犁教授結合該中心相關數據，剖析中國「人情來往」現狀與利弊，透視中國不同階層人情消費的復雜動機。

甘犁教授以及CHFS長期關註中國家庭金融資產的調查與研究，此前FT中文網曾刊登相關專題探討爭鳴(鏈接)。2012年12月CHFS相關報告數據將向學術界和社會免費公開，FT中文網也會繼續關註後續動態，敬請讀者留意。

古人有雲：「來而不往非禮也。」人情往來本是中國的傳統美德，是促進交流、加深社會凝聚力的手段。然而，這初衷本善的禮尚往來卻日益畸化為龐大的「人情債」，人情支出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大負擔。

根據2011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CHFS)的數據，中國戶均人情支出(節假日和紅白喜事支出，下文皆如是)在家庭總收入中的占比高達7.9%；農村家庭(以戶籍劃分，下文皆如是)更高，達11.4%。

筆者認為，傳統的「人情往來」，已經演化成壓在大眾頭上的一座大山，成了被強制消費的「奢侈品」。

或許對富人而言，一次大手筆的「人情消費」也許等同於添置一塊瑞士手錶或是一套名牌西服——是「身份的象徵」。 「人情消費」的等級水平往往是劃分社交「圈子」的依據之一。一個厚實的紅包強而有力地傳遞著送禮人財力殷實的信號，從而幫助其被較高的社會階層所接納，進入「富人的圈子」。經濟學中將這種消費行為稱為「地位尋求」(status-seeking)。

當然，除了心理上的自我滿足以外，加入這樣的「圈子」還有可能獲得更完全的市場信息，減少搜尋成本，擴大融資渠道等，有潛在的經濟利益。從CHFS的數據中看，收入最高的1%的城市家庭雖然戶均人情消費高達3.28萬元，但只占家庭總收入的1.5%；收入前5%的城市家庭戶均人情消費為1.91萬元，占家庭總收入的2.4%；而收入處於前10%~20%的城市家庭戶均人情消費即下降為6452元，在家庭總收入中的占比上升至5.8%，但仍然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當然，富人的人情消費行為並非只是由尋求地位的動機所決定。人情事小，面子事大，「同伴效應」(peer-effect)也有可能是另外一個原因。所謂「同伴效應」，即是指人們的行為往往會受與自己情況相仿的人群的影響；類似人們常說的「攀比風」。我們將家庭按收入水平劃分為不同的人群，考慮每組人群消費的數量的相似程度，消費更為類似的組其「同伴效應」就更為顯著。結果顯示，城市中人情支出中最為類似的消費出現在收入水平處於前10%~20%分位數之間的家庭中；農村中則出現在收入水平處於前20%~30分位數之間的家庭中。對比之下，收入水平最高10%的城市和農村家庭人情支出量則差別很大。

因此，人情支出對於次高收入家庭而言，可能也不足以帶來較為可觀的收益，其消費決策則更多地參照他人，這「份子錢」，便往往是大家都差不多。對這部分家庭而言，人情支出城市占總收入比重為5.8%；農村為11.3%，尚可負擔。

除了地位尋求和同伴效應之外，經濟學中還認為人情消費行為有可能是一種風險共擔機制(risk-pooling)。在金融體系不健全的地區，尤其是中國農村，家庭很難通過正規的金融市場進行跨期融資來平滑消費，只能通過人情往來進行自我保險。支付出去許多「人情費」，在未來某天面臨婚喪嫁娶的大額開銷時，便能回收回來貼補開銷。

但是，對中國窮困家庭而言，人情消費可以稱得上是辛酸的「血淚債」了。根據CHFS的數據，收入水平處於最低25%的城市家庭人情支出占總收入的45.1%。如此高的人情支出，任何自我保險、地位尋求等說法，都很難解釋。那麼，是什麼驅使窮人們入不敷出也要去付「份子錢」，維系他們的社會關系呢？

答案也許很顯然。人情債，還了，也許餓肚子；不還，下場更糟糕。

從數據中看出，低收入家庭的人情支出水平在進一步細分的不同收入群組間差別並不大。例如，收入水平分別位於15%~20%、20%~25%、25%~30%、30%~35%、35%~40%之間的城市家庭戶均人情支出均在3000元左右；農村家庭戶均人情支出則均在2000元左右。這樣的金額似乎是一個約定俗成的數目。窮親戚、富親戚，只要人情往來，便都是一個價，但對不同收入家庭的影響卻是大不相同。以農村為例，收入水平位於35%~40%之間的家庭戶均年收入為7846元，也許可以負擔2000元的人情消費；而收入水平處於15%~20%之間的家庭戶均年收入銳減至3096元，除去人情消費已經所剩無幾。不付或是少付自然是不行的，違反了規定的風俗習慣也許會受到嚴厲的製裁。社交孤立是一方面，輿論壓力更是難以承受之重。

即便是目前可以做到「遺世而獨立」，待到家中子女即將成家立業之時，也不得不重新進入社會關系網絡。普林斯頓經濟學家Deaton認為，婚姻市場的競爭在處於收入低的家庭之間尤其激烈。低收入家庭，尤其是農村家庭，在婚姻市場上的競爭力很大程度取決於所處的社會地位和社會聲譽。為了營造好的口碑，維護與鄰里鄉親的關系，從而將來為子女謀求好的配偶，這部分家庭不得不咬緊牙關支付高額的人情費用。如果將處於最低25%的農村家庭按照是否有適齡未婚子女(16-28歲)進行分組，結果顯示，家中有適齡未婚子女的農村家庭戶均人情支出達3139元，超出無適齡未婚子女家庭35.8%。人情支出在收入中的比例也超出無適齡未婚子女家庭16.9個百分點。

所以，再窮也要咬咬牙出了該出的份子錢，不出的話，鄰里取笑，鄉親指責；不出的話，兒子娶不上媳婦，女兒出不去閨閣。人情貴嗎？再貴也要給，砸鍋賣鐵也要給。近年來見到一些報道，一些偏遠地區的農民甚至賣牛賣地來支付「份子錢」，想必也是被人情「綁架」了。

人情貴，債難還。一聲嘆息，許多無奈。

對窮人而言，人情支出的邏輯背後隱藏著更為畸形的消費陋習。鋪張的紅白喜事推高了家庭的人情支出；因為怕收不回來，家庭便想盡辦法以各種名義擺酒設宴，愈發鋪張。人情消費和鋪張之風水漲船高，帶來的是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一方面，這部分本可以用於生產的資源被用於扭曲的炫耀性消費，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的極大損失；另一方面，日益膨脹的人情消費和婚喪嫁娶規模使得低收入家庭苦不堪言。Bulte和Zhang曾調查中國某偏遠農村人群支出，發現三個行政村分別有41%、29%、20%的農民依靠賣血來增加收入。大部分農民坦言，他們不得不去賣血，這樣他們才能給兒子準備婚房，辦婚禮或葬禮，以及付份子錢。

傳統習俗如果已經病入膏肓，或許就到了該被摒棄的終結點了。或許我們該找到新的交往模式，而不是依靠扭曲的消費行為苦苦支撐。筆者相信，我們完全可以有更好的均衡，人與人交往並不需要金錢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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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泛政治化」解讀人民幣升值

2012年11月6日，人民幣兌美元即期匯率在盤中再次觸及1%的漲停區間，這已經是9個交易日以來，第8次出現即期匯率達到「漲停板」的現象。究竟是什麼原因，推動了人民幣匯率近期的走強？

目前流行的一種觀點認為，是政治原因。一種說法是，適逢美國大選以及美財政部向國會發布匯率評估報告，人民幣匯率自然是密集交火的重點。為避免美國民主共和兩黨拿人民幣匯率說事，中國政府讓人民幣升值以免給對方以口實。除此之外，各種各樣的「政治因素」版本層出不窮。有說國內要召開重要會議，所以要各方面「維穩」，人民幣匯率升值自然也是維穩表現。也有說，國際大鱷借中國換屆之際，炒作「黃金十年」概念，興風作浪推高人民幣匯率，其目的純屬投機。甚至有人說，這是政治陰謀，美國政府和美聯儲有意再次吹高資產泡沫，特別是中國和香港的房地產泡沫，通過「金融戰」和「匯率戰」來搞垮中國經濟。



圖：政治因素多用來解釋短期的匯率波動(資料來源：香港金融管理局工作論文)

筆者並不否認政治因素對於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影響作用，早在2010年，就在研究報告中指出，盡管「2006年至2007年間，人民幣匯率10次單日最大升幅中有6次與政治壓力事件有關，10次單日最大跌幅中有8次與政治壓力事件有關」，但「在政治壓力事件過後，人民幣匯率沒有出現一致性的升值或者貶值趨勢。」換言之，政治壓力事件沒有顯著地系統性影響人民幣匯率走勢，或者通俗點講，政治原因不能解釋持續的人民幣匯率變動現象。「泛政治化」解讀當前的人民幣匯率波動看似頭頭是道，實屬誤入歧途。這類觀點無法自圓其說，難以解釋以下兩個重要現象：

第一，政治因素之說與央行8月至9月間的「不乾預」行為相矛盾

如果不健忘，大家都會記得，在8月和9月間，雖然人民幣已悄然重回升值軌道，但是市場上卻充斥著「熱錢外逃」、「人民幣長期貶值」的觀點。比如8月中旬，有知名媒體發文《看衰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熱錢流出中國》。到10月初，還有某國際著名投資銀行的報告認為，過去一年，中國「熱錢的外流規模格外大，持續時間尤其長」。而恰恰在這個期間，人民幣匯率已悄然退出貶值軌道，重拾升勢。匯率波動是外匯市場供求關系改變的結果，人民幣匯率出現升值，要麼是由於經濟主體減少了外匯需求或增加了外匯供給，要麼就是大機構大筆拋售外匯，推升人民幣。在國內外匯市場上，能聽指令並且有能力大筆售匯來乾預外匯市場的只有央行。如果用政治因素作為解釋當前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因素，一定要看到央行的乾預行為。

但事實恰恰相反，央行在8月和9月間並未大舉乾預匯市。證據有二：一是，央行公佈的《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顯示，2012年8月央行外匯資產增加55億元，9月增加20億元，此規模與銀行間外匯市場日均近千億的交易量相比可謂微不足道，由此可見，在這個階段央行出手乾預外匯市場的可能性和影響力可謂微乎其微。二是，國家外匯管理局公佈2012年第三季度《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顯示，外匯儲備資產在當季僅因交易原因增加3億美元。區區3億美元就是央行乾預並使得人民幣匯率企穩回升的證據，恐怕難以令人置信。當然，央行不乾預的原因眾說紛紜，但筆者認為，央行意在提升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肇始於2012年7月底的本輪人民幣升值趨勢背後的主因並不是政治因素，而是另有推動力。至於究竟是何因素，將在後文詳述。

第二，政治因素不能解釋諸多經濟體貨幣的同時升值

有些敏銳的分析已經關註到，在人民幣本輪升值的同時，周邊諸國同樣出現了國際資本的流入和本幣的升值。例如，從9月中旬美國宣佈推出QE3到目前，印度盧比兌美元升值1.53%，韓元升值3.34%，新台幣升值1.43%。香港的港元由於實行聯系匯率制度，兌美元匯率無法大幅升值。但在過去兩周，香港金管局10次乾預外匯市場，購入美元，向市場註入322億港元的流動性，充分說明國際資本流入香港的勢頭迅猛。如果說中國因擔心美方施壓而主動升值，則早已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的新加坡和台灣等經濟體顯然不存在這一問題，何須升值？諸多經濟體同時出現本幣升值的現象一方面證偽了以政治因素來解讀當前人民幣匯率走勢的論點；另一方面引發思考，在諸多貨幣同時升值的背後有著怎樣的共同推動因素。

本輪人民幣升值的真正幕後推手——發達國家的寬松貨幣政策和金融體系修復

國際資本流動和匯率波動之間存在反饋關系，國際資本的流入無疑會加大本幣升值的壓力。始於7月底8月初的國際資本迴流，是當前多個新興經濟體貨幣升值的根本原因。而國際資本迴流的幕後推手又是什麼呢？

影響國際資本流動的國際因素進一步細分為兩個，一個是歐美央行的貨幣政策取向，一個是歐美金融體系的穩定狀況。可以將歐美央行的貨幣政策比喻為水泵，從源頭上決定釋放還是回收流動性，以及收放流動性的規模。是不是有了水泵就萬事大吉了呢？當然不是。傳統的研究一般僅關註央行的貨幣政策，但從實踐看，同樣重要的影響因素還包括金融體系的穩定狀況。可將金融體系比喻為水渠，決定了來自水泵的水能否四通八達。



次貸危機中的發達經濟體信貸凍結和2011年8月前後出現的歐元區銀行體系「美元荒」，是對金融穩定作用的最好說明。盡管2011年多國央行兩次聯手向市場註入流動性，但由於金融體系的互信問題，資金大部分堰塞在歐洲央行賬上，未流入實體經濟。轉機從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在7月底「盡一切努力捍衛歐元」的表態開始出現，金融市場的信心得到提振，流動性開始從歐央行的賬面流向實體經濟，流向新興經濟體。繼之而來的是歐央行議息會宣佈直接貨幣交易(OMT)和美聯儲推出的QE3，進一步推動全球流動性迴流新興經濟體，並帶動包括人民幣在內的諸多貨幣升值。

要想證明以上觀點並不難。一是，本輪新興經濟體貨幣的升值始於7月末，在QE3後得以延續。比如，泰銖兌美元從2012年8月1日(德拉吉表態後)至今已升值2.25%，而從9月13日(QE3推出後)至今僅升值0.28%。再如，新加坡元兌美元在8月以來升值1.71%，而9月中旬以來僅升值0.28%。二是，人民幣和新台幣等新興經濟體貨幣近一年來的走勢基本一致。以人民幣和新台幣兩個貨幣為例，兩者都是從2011年8月至9月間(美國債務上限談判和第二輪歐洲債務危機)開始進入貶值通道，到2012年7月末結束貶值，重新回到升值通道。兩個不同經濟體貨幣的相同走勢說明，其背後的推手是共同的國際因素，即歐美的寬松貨幣政策和金融體系修復。

人民幣匯率將在第四季度保持強勢

對當前人民幣走勢的分析，將直接影響對未來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判斷。如果認為政治因素是推高當前人民幣匯率的主因，則結論自然是在美國大選等不確定因素消除後，人民幣將失去支撐重回跌勢。但基於以上的分析，筆者認為，人民幣匯率在今年的第四季度內將保持強勢，主要理由包括：

首先，歐美寬松貨幣政策的基調不會改變，且仍可能加碼。美國的「財政懸崖」問題、意大利的政壇爭奪、西班牙的銀行壞賬和地方政府債務問題，乃至希臘的援助方案等等問題仍可能對歐美金融體系的穩定造成威脅。但歐美央行和政府對此可能更為關切，並會盡力採取措施以防範風險，美聯儲QE3的推出就有為」財政懸崖「問題做好政策預案的意圖。

其次，中國貿易順差的季節因素決定第四季度貿易項下資金流入的規模較可觀，將為人民幣匯率提供支持。從2001年到2010年均值看，第四季度海關統計貿易順差在全年順差中的占比是35.5%，貨物貿易外匯收入占全年貿易收入的28.5%。

最後，央行近期的不乾預政策僅加劇匯率波動，並不改變匯率基本走勢。10月下旬以來，人民幣匯率的多次無量漲停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央行未乾預外匯市場的結果。央行的目的是希望籍此提高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但同時也面臨外匯市場失靈(有量無市)、銀行間流動性緊張(央行不乾預，則其外匯占款和基礎貨幣供應不增加，只能靠逆回購滾動供給流動性)和危及「穩出口」目標實現的壓力。央行未來將何去何從，是頂住壓力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還是重回乾預的老路，尚不得而知。但不管央行是否選擇乾預，都不影響人民幣匯率在四季度的基本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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